公元1057年：千年龙虎榜到底有多厉害？
楔子
你好，这里是《文明之旅》。欢迎你，穿越到公元1057年。这是大宋嘉祐二年，大辽清宁三年。
一听到我念叨出大宋“嘉祐二年”这个词，估计很多朋友心念一动，“来了！嘉祐二年终于来了！”
人类历史上经常有所谓的奇迹之年。比如1666年是“牛顿奇迹年”，牛顿在这一年同时提出了微积分和万有引力定律；再比如1905年是“爱因斯坦奇迹年”，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同时发表了5篇开创性的论文，其中就有狭义相对论。而大宋嘉祐二年，可以说是中国科举历史上的奇迹年，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居然在这一年同时登场。
这些人有多牛呢？我给你简单捋一捋：这一科一共录取进士388人。其中，论文学家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苏轼、苏辙、曾巩都是这一科中的进士，再加上主考官欧阳修，这四个人占了唐宋八大家的一半；论思想家，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、张载也都在这一科中了进士，张载就是那个说出“横渠四句”——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——的张载张横渠；论军事，后来在神宗朝，为大宋朝拓边二千里的名将王韶也是这一年中的进士；要论政治，那就更多了，后来做到宰相级别的高位的有8个人，其中，王安石变法的几名健将，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，几乎全都来自于这一科。
你看，这一科的人才之盛到了什么程度？不仅是在宋朝历史上，在中国整个千年科举史上，这也是独一份儿，号称“千年龙虎榜”。
但其实，如果我们真的穿越到这一年，真的活在这群人中间，并不会觉得这一年有什么不一样。开封城的整个气氛甚至是有一点压抑的。
为啥？看过上一期《文明之旅》节目就知道，上一年，开封城遭了很大的一场水灾，连枢密使狄青，也只能全家搬到庙里住。嘉祐二年科举的主考官欧阳修，现在当的官儿是翰林学士，皇帝的秘书，这么高的地位，也过得非常狼狈。家被水冲了，他正好在修《新唐书》，就搬到书局里，但是皇城司，就是负责皇宫治安的部门不干，又撵他，所以，他全家只好在一个木筏子上过夜。
这不过是上一年的事。而嘉祐二年考试的几千个考生，基本也都是上一年来到开封的，要么赶上大洪水，要么赶上了灾后重建，那日子过得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。
还有一点：很多人觉得，像三苏父子这样的人，才高八斗，中个进士还不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？但其实，身在其中的人的心态哪会这么淡定？
就拿三苏父子来说，苏洵自己当年被科举伤透了心，坚决不考了，这趟来开封，完全是陪公子读书。但苏洵可没闲着，天天写信寄信，把他觉得有分量的朝廷大佬全部艾特了一遍。
你看，每一个时代力求上进的人，其实都差不多，都对自己的前途惴惴不安，都活得很使劲儿。即使是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程颢、张载，这些在后世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在1057年的开封城里，也都沉浸在自己的处境之中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当前的行动，会给未来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，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一代人将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。他们怎么可能料得到，就在这批考生当中，后来居然有24个人会在《宋史》中有传记？他们这一届考生，被称为“千年龙虎榜”？就像杰克·伦敦那句名言说的：“他们又穷又幸福，但是他们当时完全不知道。”
是的，后来人往往比当事人更能看得清他们所身处的真实态势。这一年的《文明之旅》，咱们就用后来人的视角，回答两个问题：
第一，为什么这一年会出现这样的人才大爆发？
第二，这么多人才同时出现，对于中华文明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群星之华
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嘉祐二年会突然涌现出这么多人才？原因当然有很多。如果我们真的活在这一年，就会知道：这可不仅仅是巧合。这也是此前上百年的积累，在这一年的总爆发。
很多人只注意到这一科出的人才多，但是没注意到这些人才的地域结构。你猜，这一科中的进士，哪儿的人最多？四川？四川的苏轼、苏辙这两兄弟名气最大嘛。但人数最多的是福建人。
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说过，北宋有一个风气，就是歧视南方人。具体原因你可以去看《文明之旅》公元1012年的那一期。尤其是歧视福建人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歧视，福建考生就是争气，有人统计过，北宋南宋加起来，福建人出了超过7000个进士，占总录取数的四分之一，妥妥的高考第一大省。
原因很简单，福建人读书的风气浓啊。南宋的思想家吕祖谦，写过一首诗，就讲福建遍地读书人的情况：“路逢十客九青衿，半是同窗旧弟兄。”路上遇到的十个人里，有九个是读书人，其中一半还是昔日同窗好友。“最忆市桥灯火静，巷南巷北读书声。”哪怕是晚上了，到处还都是读书的声音。吕祖谦自己是浙江人，那也这么夸福建人。
福建的科举成绩好，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大家族持续地对子弟进行教育投资。嘉祐二年科举，这个特点也很突出。我给你捋捋：
先说福建的。这一科最拉风的，其实还不是四川的苏轼苏辙两兄弟，而是福建蒲城的章家叔侄。叔叔是章惇，后来的宰相，苏东坡刚开始的好兄弟，后来的死对头。但是当时更牛的，是比他大10岁的侄子，这一科的状元章衡，有名的才子，被苏东坡夸过，“百年无人望其项背”。而且，章惇因为没考过自己的侄子，一赌气，这届中的进士资格不要了，过几年又考中了一次；而且，这个家族的好运还没走完。后面章惇的族兄章楶，在9年后，宋英宗治平二年，又中了一个状元。大牛人一嘟噜一嘟噜地出。这是福建浦城章家。
福建福州的林家也厉害，嘉祐二年这一科，林希、林旦、林邵、林颜四兄弟同时中进士。你就说是不是祖坟冒青烟的荣耀？
福建还有泉州的吕家，嘉祐二年这一榜虽然只中了吕惠卿一个进士，但是他家兄弟十人，后来陆陆续续中了八个进士。
好，说完福建，再来看江西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，就是江西南丰人。嘉祐二年这一科，他们家不仅曾巩中了进士，还有他的三个弟弟、两个妹夫，同时中进士。其中，曾巩名气最大，但是他弟弟曾布官当得大，后来位至宰相。但其实，他们家族很多人都很厉害，有“南丰七曾”的说法。
北方的家族也有不少兄弟进士。比如陕西蓝田吕家，吕大忠、吕大钧、吕大防、吕大临四兄弟，都非常厉害，这一科是吕大钧中的进士。还有就是洛阳程家的程颢、程颐两兄弟。嘉祐二年，程颢中进士。程颐虽然没有考中，但是从此大彻大悟，不考了，干脆走上另一条路，后来也成为一代理学大师，这两兄弟的命运关键点，也是嘉祐二年。顺便说一句，张载还是程颐程颢的表叔。
看出来了吧？考场如战场，那也是“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啊。说白了，科举成绩，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结果，它其实也是一个网络现象。一个地方的地域风气，一个家族的长期积累，都会让身在这个网络中的人受益。
台湾历史学家王汎森有一本小书，《天才为何成群地来》，讲的就是这个现象。这里面就提到一个细节：以赛亚·柏林，英国著名的思想家，有人说，如果有一天人类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与外星人谈话，那就应该派这位以赛亚·柏林。学问就这么大。但是你以为柏林天天都在读书吗？不是。他天天在社交。有一本柏林的传记说，当时真有人担心，这么频繁的社交，会不会影响他的学问啊？但实际上，经常和他人碰撞，那才是新思想诞生的方法。
再比如，20世纪初的维也纳，你数数，有多少世界级的大牛人都聚在这个城市。哲学家有维特根斯坦；文学家有茨威格和卡夫卡；科学家有爱因斯坦和薛定谔；心理学家有弗洛伊德和阿德勒；经济学家有米塞斯和哈耶克；搞政治的人，有斯大林、托洛茨基、铁托，别忘了，还有希特勒；另外还有一大堆著名的画家和艺术家。
当时的维也纳才多点大？总共才200万人，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一个地级市，核心区也不过就那几条街。但是，不要小看这样的维也纳，来自各地人，在街边的咖啡馆里，在几个关键人物比如米塞斯家的客厅里，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大量的、自由的交流和对话。人类文明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景象：在一个稳定的、交流密切的社会网络中，一个大牛人往往会带出来一大串牛人。通常我们会觉得，所谓牛人，是一个个体现象，要么智商高，要么知识多。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：人储存智力的地方，并不只是大脑，更重要的，是你的社会关系网络。
1913年的维也纳和1057年的开封城，之所以天才能够成群地来，底层原理是一样的。
大宋朝开国将近100年了。100年的和平，让民间社会的网络持续发育，越来越有创造力；100年的制度建设，让科举这条上升之路也越来越有吸引力。到了这一年，终于开花结果。
但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：人才积累固然重要，但早不来、迟不来，为什么非要选择在1057年嘉祐二年来一个总爆发呢？
文风之变
这根引爆人才的导火索，其实就是欧阳修，嘉祐二年科举的省试主考官。但是请注意，欧阳修并不是因为欣赏这些人，才把他们挑出来中进士的。我们以前的节目介绍过，到了宋代这个时候，科举制度已经非常发达了，有锁院、糊名、誊录等等一系黑科技。主考官只能通过卷面文章来做判断。
欧阳修这次当主考官，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判断标准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五个字：“有话请直说”，不要酸文假醋虚头巴脑。而且，这个新标准是有效的，他挑出来的，就是后来大宋政坛、文坛甚至军事领域的顶梁柱。
我们上中学的时候，就知道一个词，叫“古文运动”。但是，请注意，这个词是现代人胡适发明的，当事人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搞运动，他们只知道自己提倡要写古文。
从唐到宋，虽然隔着200多年，但欧阳修和韩愈是一伙儿的，他们有两个共同点。
第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对现状不满，看不上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文风。韩愈、柳宗元，是反对当时的“骈文”，写文章，有话直说不行吗？搞什么骈四俪六、押韵对仗？干嘛写文章跟绣花似的呢？
到了欧阳修这个时候，其实是调转枪头，向另一个方向开炮的，他反对的不是骈文，而是另一种奇绝险怪的散文。欧阳修自己举例子，你看这词儿写的，什么“狼子豹孙，林林逐逐”、什么“周公伻图，禹操奋锸，傅说负版筑，来筑太平之基”，这说的都是什么鬼？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
第二个共同点，自己时代的病怎么治呢？他们开出的药方都一样，不要押韵，不要对仗，不要用那么多生僻的典故，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，回到孔子、孟子、司马迁的时代，老老实实像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那样写散文。
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奇怪？写文章目的是传播，写得明白易懂，文章才能传播得远。明代的袁宗道就说，你写文章，是因为心里有点事要说，让你的口舌代替你的心说话，这本来就打折了，文章又是代替口舌说话，再次打折。所以，写文章，表达出你心里那点事，很难的。难怪孔子说，写文章的要求，就是两个字：“辞达”，辞达而已矣，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就不错了。但为什么总有人要努力把文章写得让人看不懂呢？而且，一个不留神，大家就自觉地把文章写得越来越形式化。
比如骈文的发展，从汉代开始有，到南北朝的时候成熟，到了唐代的时候，别说正式的文章要写骈文，就是法官给小民断案子，那个判词也要用骈文。比如白居易就断过一个案子：有个妇女，在家骂狗，她丈夫不干了，你当着婆婆骂狗，是不是指桑骂槐啊？非要休了她。就这么个案子，白居易也是写了个骈文的判词，里面也用大量的典故。什么“虽怡声而是昧，我则有尤，若失口而不容，人谁无过。虽敬君长之母，宜还王吉之妻。”你听懂啥意思不？你都听不懂，当时不识字的老百姓咋搞得懂？
你想，白居易是什么人？写诗以浅白著称嘛，不是号称写完了还念给老太太听吗？就这么个人，当地方官断案子，也还是要搞这一套。这个风气一直流行到明朝清朝，你要读“三言二拍”、《聊斋志异》，稍稍留心一点的话，就会发现故事里边经常点缀着骈文判决书，这就是唐朝人留下来的传统。
你看，从正常说话到让人看不懂，这个不需要搞什么“骈文运动”，好像自然而然就滑过去了。可是相反，让大家直话直说，反倒要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东坡这些人搞上200多年的“古文运动”，才能把风气扳过来。这是为什么？
其实这很正常。写文章不仅有传播信息的作用，它还是一个特定圈层的社交货币。你就想，当年29岁的王勃路过南昌，写《滕王阁序》，那真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看开头这两句
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”，到底说啥了？其实没什么信息量，就是这四句往这一摆，是不是有气象？是不是显学问？是不是把宴席上所有的人吓一跳，说王勃真有才。那怎么显得自己真有才呢？当然要写别人写不出来的句子，才显得出才子手段。什么是别人写不出来的呢？当然是用典丰富、对仗精巧的句子。顺着这条路，才子王勃，能写出千古名篇，而没有才气的普通人，也不得不在这条路上卷，那就肯定写出了大量的不知所云的烂文章，让韩愈柳宗元们直撇嘴。
这个现象，在文学史上一直存在。林语堂在他的《苏东坡传》中说过这么一段话：“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，心怀敬佩。自己读之而能了解，亦因此沾沾自喜。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。”是的，我写文章，不一定是写给所有人看的，有一小部分人能看懂，知道我是高手，这就够了。文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文字，不是要传达什么信息，而是在一个小圈子里的互相展示、互相欣赏、构造鄙视链的游戏。
还不用说古人，就我们自己不也这样吗？一个小圈子，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演化出各种“黑话”，外人听不懂，那就是乐趣本身啊。
小圈子游戏时间长了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但是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这代人，他们就有能力抽身出来看，这不对啊，难道写文章是为了抖机灵吗？为了写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吓唬人吗？不是啊。咱是儒家士大夫啊，咱接的是孔夫子的道统，咱得文以载道啊，写文章真得说点啥，而且得把理明白啊。很多时候就这样，一个小圈子的游戏，时间一长圈子外的人都觉得荒谬，但圈子里的人并不自知，反而洋洋得意。就得有韩愈欧阳修这样的杰出人士，他们有能力回归初心，有格局冷眼旁观，就像童话里的那个小孩，在人群中喊出来“皇帝没有穿衣服”。
我手上这本刘宁教授的《同道中国》，是研究韩愈古文思想的专著，给了我很大启发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要想理解“古文运动”，不能只从文学史的角度看，而要深入到思想史的角度。说白了，到了韩愈这一代人，根本不是复古，他们尊崇的原始儒学，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，终于长成了一个新东西。
在孔子时代，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；在汉代，儒学只是一种社会规范；而到了唐宋时代，也就是唐宋八大家这些人登场的时候，儒学不再是外在的一种学说，一种规范，它成了一种绝对的、内在的、普遍的精神价值。说得再明确一点：一种全新的人格，也就是“儒家士大夫”，那个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士大夫人格，终于打造完成了。用这本书里的话来说：对儒家道德的践行，不再受“人情世事所左右，而是成为士君子自我实现的内在追求，成为人之为人的绝对意义的体现。”
你看，这就是我们顺着时间线往前走的好处：不会被一些名词和标签遮住了眼睛，顺着时间的河流往下漂流，我们能感知到很多概念的细微变化。比如儒家概念的变化。
为什么韩愈、欧阳修这些人，觉得有一些重要的话，真的要讲，而不再满足于语言的形式游戏？因为要“文以载道”。
为什么欧阳修这些人，觉得这些话要用更明白晓畅的语言？因为士大夫的对话对象，不再是小圈子里的人，而是在传扬道统，是对天下、万世讲话。
是先有了新时代、然后才有了新人格、新思想，最后才表现为新文风。
最后，为什么用这种新文风来做为遴选进士的标准，带来了嘉祐二年的人才大喷发？因为在这种标准下，一堆早就做好准备的、新时代士大夫更容易脱颖而出。
君子之道
嘉祐二年的奇迹，不只是科举历史上的一段佳话，或者是几个幸运儿家的喜事儿，它其实还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，意味着一种崭新的人格模式终于汇成一股澎湃的洪流，喷薄而出。
刚才我们管这种人格模式叫“新一代士大夫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：凡事如果用什么“新”、“旧”这种词来形容，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太说得清楚它到底是什么。其实，中华文明早就为这种人格准备好了一个词：君子。
余秋雨有一本书，叫《君子之道》。它一开头就问了一个特别不好回答的问题：请问，一个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什么？是文学、建筑、艺术、技术、思想？好像都不是。就拿我们中国来说，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本书、一个建筑，都没有办法全然代表中华文明。
余秋雨说出了一个很新颖的答案，他说，一个文化的终极成果是它的“集体人格”。说白了：一个文明演化了几千年，最终不过是锻造出来了一种理想的人的活法而已。书里面有一句话很精彩：“任何文化，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。最好的遗嘱，莫过于理想的预示。”对啊，一个文化，本质上不是它过去创造了什么东西，而是它对生活在这个文化里的人的一种承诺、一种叮嘱：“我的子孙们啊，你们未来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！”这才是所谓的“集体人格”。比如，英国人的“绅士人格”、美国人的“牛仔人格”、日本人的“武士人格”等等。那中国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什么？就是这书封面上的两个字：“君子”人格。这是中国文化对每个中国人的叮嘱：你要做个君子。
今天既然谈到了这个话题，我们不妨就花一点时间，来仔细琢磨一下，中国人嘴里说的“君子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觉得，借用孔子说的三句话，就基本能把君子的内涵说清楚了。
第一句话：“君子怀德”，其实后面还有半句，“小人怀土”。
这句话，我在公元1044年讲范仲淹的那期节目里提到过。你有没有觉得奇怪，“怀德”和“怀土”，这俩概念怎么会是对立的呢？
宋代大儒朱熹是这么解释的，什么叫“怀土”？就是指一个人深度地受到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影响。就像一株植物一样，扎根在它的土壤中。土壤什么样，他就什么样，土壤有变化，他就随之而变。而“怀德”就是“怀土”的反义词啊：它是一种抽象的、超越的、恒定的品质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不能看情况、不随风倒、不和稀泥。
对，“小人怀土”就是“视情况而定”，“君子怀德”就是不看情况，只认原则。
比如，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就是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。跟这个东西好不好、这个时候我是不是需要、这个东西的主人是好是坏，都没有关系。这样的人才是“君子”。
说得简单，做到很难啊。举个例子，有所谓“中国人的四大宽容”的说法：“大过年的”、“来都来了”、“人都死了”、“都不容易”。这其实就是在强调：虽然你坚持的原则很有道理，但是你看，大过年的，就别跟他吵吵了吧？来都来了，就忍着恶心做完算了？人都死了，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？都不容易，你要不让着他点儿？这些话是不是经常听到？
千万别让孔子听到，听到他老人家就会说，这是“小人怀土”，这是根据具体情况当变色龙，这个行为不君子。
一个人有钱，他就提倡自由竞争，他穷，他就提倡把富人的钱都分了。他有城市户口，就提倡不要让乡下人来抢自己的福利，他没有，他就呼吁要放开户籍管制。他的主张也许都没有错，也都有正当的理由。但是，我们不能说他是“君子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视野和主张都来自于他当前的处境，而不是一个超越的道德原则。
缺乏原则的老好人，在孔子的道德世界里，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，比小人还糟糕。他甚至给这种人起了个名字，叫“乡愿”，然后旁边加批注：“乡愿，德之贼也。”
这是君子的第一个特征：君子怀德，说的是道德原则的超越性。
君子的第二个特征，也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：“君子之德风”，它也有后半句：“小人之德草”。
简单说，君子要像风一样，主动影响别人，而相反，如果一个人像草一样，风往哪边吹我就向哪边倒，不好意思，那就不够“君子”。
比如，你家附近的工地，夜里还在施工。你睡眠很好，不会睡不着，请问，你会不会为了公共利益打电话投诉这家工地？再比如你的一个下属，犯了一个错，请问你是一心软，说“都不容易，算了算了”？还是说“来，我来帮你复个盘，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种问题下次怎么能不犯”？再比如，你和同事约着一起去吃饭，你是说大家想吃什么我跟上，我随便，还是主动提出，最近开了一家不错的餐厅，我建议大家去这家。
你看，都是小事，但只要你是在主动地影响世界和他人，你就是君子。按照这个标准，有时候，甚至都不需要额外的行动，一个主动影响世界的念头，都可以把我变成君子。
举个例子：一个老人家，学经济学的，他跟我讲过，他在菜市场也会讨价还价。如果他只是为了买菜少花钱，那这个行为就无所谓君子。但他讨价还价的时候心里想的是：不仅仅是今天我省了1块钱，而是我把主动去校正商品价格，让其他跟着我买菜人也能享受到这个利益，哪怕这个校正是非常微小的。哎，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讨价还价的行为就很君子。
这是君子人格的第二个特征：主动性，主动对世界输出秩序。
第三个特征，还是孔子的一句话：“君子不器”。意思很简洁：君子不是器具。
什么是“器具”？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东西。一旦造出来，就不再变化了，功用就定型了。而君子可不是这样的，君子不是为任何特定目的而生。作为一个人，是浑然一体的，不要被任何标签所绑架，要随时随地保留成长的可能性。君子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用自我的力量生成下一个自我，每一天都活出新水平。
听着挺好。但其实，“君子不器”这件事是曾经被深深地质疑的。
今天我带来了一本书，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，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的著作。他就认为，儒家思想之所以没法适应现代化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“君子不器”的精神。为啥？因为你自以为是君子，就会拒绝被标签化、拒绝老老实实地充当工具，这说的不好听一点，不就是“业余精神”嘛？
一个儒家士大夫，既是行政官员、又是诗人、又是画家，还是学者，你到底在搞哪样？就像我们在下一年，公元1058年会讲到大词人柳永：皇帝都说了，我这儿不需要你，你“且去填词”，柳永也确实曾经靠为青楼里的小姐姐填词养活自己，那柳永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专业词作家。他还是士大夫。还有书法上的宋四家：苏黄米蔡，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，四个人都是官员啊，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是专业书法家。
在列文森看来，这种业余精神，就跟现代化不相容了。现代工业，要求的就是专业化、标准化和功利精神，你不能只是个人，你还得是一个社会分工的岗位上的螺丝钉啊。说白了，你不能“不器”，你得是一个能说得清楚自己的功能的人，是医生、律师还是公务员，你得是个“器”嘛。你看列文森这话说的：“这种曾经被传统主义和古典主义者视为珍宝的一切，在生活在一个科学和革命的新世界的新青年看来，似乎大部分都成了矫揉造作的东西。”
列文森是1969年去世的。那个时候，工业化正在席卷全世界，他这么想很正常。但是，你再看看今天，人工智能革命就在眼前。越是专业化、标准化、越是说得清自己在干什么的工作，很可能一夜之间就被AI取代了。整个时代都在逼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你作为一个完整的、全然的人，你的价值在哪里？你作为一个人，主动跨界改变的空间在哪儿？你看看，风水轮流转，“君子不器”这句话反而有了当代意义。
刚才我们是借用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讲的三句话：“君子怀德”、“君子之德风”和“君子不器”来理解什么是君子。其实换成我们今天的语言，就是说一个人要有道德立场的超越性、要有改变世界的主动性、要有随时生成全新自我的成长性。
你看，2500年了，中国人对于什么是君子，基本共识都没变。每一代人，不过是用自己的实践，不断地扩充它的内涵。
你意识到没有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：一个人没有必要熟读儒家经典，甚至没有必要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，只靠朴素的道德直觉，就能够非常清晰地分辨：这个行为很君子，那个行为不怎么君子。要不怎么说，集体人格是一个文化的终极成果呢？它的传承甚至都不用靠书籍和经典，它已经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和日常生活。
经常有人问：儒学在中国会不会复兴？这牵涉到你怎么定义儒学。如果你非要说儒学就是四书五经，那复兴的机会确实不大。但是，如果你着眼于“君子人格”，那它就从未衰落。君子这个词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坚若磐石，而且也都知道怎么用。
鲍鹏山老师有句话说得透彻。他说：“读孔子，问题不是孔子是怎么说的，怎么想的，孔子他老人家不在了。而是在我们面对的一切公共事务里面，我们要有能力判断孔子如果在这个处境下，他会站在哪儿，然后我们走过去，和他站在一起。”
你看，这段话说得真好。君子，不是指具体的哪个人。它是一种判断标准。小人，也不是具体在指责谁，它是儒家故意设定的错误答案。只需要这两个词，多年之后的中国人，还是会知道，什么行为是君子之行，什么做法不够君子。什么才是一个受到我们文明首肯的理想的中国人。而且，他们的标准，和我们今天也不会有太大区别。
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力量。文明的力量，不是在过去创造过什么，而是它对未来的人有什么样的期许。这种期许，都不用到书本上去查。这个文明当中的每个人都能清晰判断，也能稳定传承。
今天，我们是从1057年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讲起的。离近了看，这不过是一群优秀的人脱颖而出的故事。而离远了看，这是中华文明又一次自我更新，又一次筛选出一些人，给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的机会，同时用”君子”二字对他们寄于期待。
苏轼、苏辙，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，程颐、程颢、张载，他们的时代很快就要开始。让我们屏息以待。
我们明年，1058年再见。
致敬
本期节目的最后，我想致敬1057年中了进士的大儒张载。你肯定知道他的横渠四句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就是君子，和天地、万世对话的大写的人。
我想给你读一段张载的《西铭》，这本来是张载文章里的段落，张载自己很满意，就抄出来，贴在学堂的西墙上，所以叫《西铭》。
我来给你读一段：
乾称父，坤称母；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，吾其体；天地之帅，吾其性。民，吾同胞；物，吾与也。
你看，这就是一千年前一个君子对自己的期待。致敬所有和张载一样以君子自我要求的人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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