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生病，我给她转30000，岳母发飙要赶我走，妻子：要走一起走
＂你背着我给你妈转了三万块？这是我们夫妻的钱，凭什么？＂岳母王桂芝指着银行短信，脸色铁青，声音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刺耳。
客厅里的老式黑白电视机还在播放着八点档连续剧，但已经没人在意剧情发展了。
我叫周明辉，今年四十有三，是九十年代那批下岗工人中的一员。那时候，四十岁出头的人被称为＂四零后＂，既不是老工人可以提前退休，也不是年轻人能轻易找到新工作。我们这批人，夹在中间，成了改革大潮中最尴尬的一群。
妻子林小红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还拿着洗了一半的碗筷，水珠沿着她粗糙的手指滴落在地板上。
＂妈，您先坐下，有话好好说。＂小红放下碗筷，擦了擦手，走到岳母身边。
＂有什么好说的！＂王桂芝一把推开女儿，指着我的鼻子，＂这个家，你还要不要了？＂
我所在的国营纺织厂在九六年彻底垮了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裁员通知下来那天，雪下得很大。大喇叭里响着《东方红》，厂长站在台上，手抖得拿不稳话筒。
＂同志们......＂他咳嗽了两声，环顾四周，最终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，＂根据上级指示，我厂即日起实行优化人员结构......＂
优化，多么温和的一个词啊。拿着一纸＂解除劳动合同＂的通知书，我和车间里的老伙计们面面相觑。一些女工当场哭了出来，男工们虽然没哭，但眼神比哭还难看。
那段日子，全家就靠妻子林小红在百货商店的那点工资过活。她的单位虽然也日渐式微，但好歹还能发些基本工资。每月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本，在柜台前排队签字时，总有人叹气。
＂起码还有个铁饭碗，＂隔壁柜台的李大姐总这么安慰小红，＂你看看你们家明辉，多可怜。＂
可怜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那段时间，每天清晨四点起床，推着自行车走五里地到批发市场帮人卸货，挣十块八块的零工钱。等太阳出来了，再骑到人才市场去碰运气。夏天的太阳毒辣辣的，晒得我脖子一层层地掉皮；冬天的风刀子似的，手冻得像两块木头。
晚上回到家，经常是两手空空。小红从不抱怨，只是默默地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进脸盆，让我泡泡手。那是个连暖气费都交不起的冬天，我们家只有厨房是暖和的。吃完晚饭，就挤在灶台边，听收音机里播放《新闻联播》。
母亲周秀兰看不下去，从老家赶来帮忙照料孩子，让我们能腾出手来想办法。她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，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，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撑起了我们一家的精神支柱。
＂明辉，去闯一闯吧，不是有句话叫＇车到山前必有路＇嘛。＂母亲总是这样鼓励我，一边说一边掏出从内衣口袋里攒了几十年的票票，＂娘这辈子没啥本事，就这两千块，你拿去做点小生意。＂
我不敢接。那钱是她养了一辈子的老母鸡换来的，一分一厘都是她的心血。
＂拿着！＂母亲塞到我手里，＂娘养你这么大，不就是为了你有难的时候能帮上忙吗？＂
日子真是不好熬啊。那会儿街上流行一句话：＂看破不说破，彼此都体面。＂每天早上，我穿上还算体面的夹克衫，挎着公文包出门，假装去上班。其实是到处找活干。
邻居赵大爷每次见了我，都竖起大拇指：＂明辉啊，你们厂效益真好，这都几个月了，还能按时发工资！＂
我笑笑，不说话。谁愿意承认自己成了＂社会闲散人员＂呢？
就这样，我借了点钱，凑了母亲给的两千，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个小服装店。说是店，其实就是个不到十平米的铁皮棚子，冬天冷得要命，夏天热得像蒸笼。
刚开始那两年，几乎天天赔钱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有一次，我进了一批外贸尾单的衬衫，结果碰上连续阴雨，潮得发霉，一件都没卖出去。那晚上，我蹲在店门口，看着天上零星的几颗星星，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。
＂老周，吃馒头咯！＂母亲不知从哪儿变出一个褪了色的搪瓷饭盒，里面装着两个白面馒头和几根咸菜。那馒头还热乎着，咬一口，满嘴的香甜。
＂别灰心，卖不出去咱就自己穿。＂母亲看着我，眼角的皱纹里都是疼爱，＂娘小时候，一年到头都吃不上白面馒头，你看现在，想吃就能吃。日子一准会越过越好。＂
妻子林小红再辛苦，也坚持下班后来帮忙。她穿着百货商店发的藏青色工作服，戴着白色的尼龙手套，一丝不苟地整理着那些便宜货。
唯一让我内疚的是，岳母王桂芝对我的看法越来越差。
＂嫁给公家人多好，每月按时发工资，年底有奖金，过年有福利。＂岳母常这样当着我的面数落小红，＂你非要嫁给他，现在好了，刚下岗就赔了本，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。＂
＂女婿不成器，拖累我女儿。＂这句话我不知听了多少次。
日子就像涨潮的海水，一点一点地没过脚面、膝盖，最后直逼喉咙。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和小红常常无声地流泪，却又怕吵醒了睡在里屋的孩子和老人。
＂咱们再撑一撑。＂小红总是这样安慰我，＂明天会更好的。＂
随着服装市场慢慢火起来，我的小店也有了转机。那是九八年夏天，有个开厂的老板看中了我店里的一款仿牌T恤，一口气订了五百件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小红抱头痛哭。
日子渐渐有了起色。小红贴心地用碎花布给店里缝了帘子，又从百货商店淘来几个塑料凳子。母亲每天蹬着三轮车，来回跑批发市场帮我进货。
＂师傅，帮我搬箱子。＂周围的商户都这么喊母亲。她从不解释是我亲妈，只是乐呵呵地答应，然后把赚来的三轮车钱偷偷塞到我店里的钱盒子底下。
到了2000年，我们的生意渐入佳境，终于凑够了首付，买了一套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。拿到钥匙那天，我、小红和母亲三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谁也没说话，眼泪却不约而同地流了下来。
＂娘，咱们有家了。＂我的声音哽咽。
母亲摸着刚刚油漆过的墙壁，笑得像个孩子：＂好，好啊！你爸要是在天有灵，一定很欣慰。＂
日子刚有起色，母亲突发心脏病住院了。她瞒了我们好几天，直到在三轮车上晕倒，被邻居送到医院，我们才知道。
＂不碍事，歇两天就好。＂母亲躺在病床上，脸色灰白却还强撑着笑。
医生把我叫到走廊上：＂你母亲的主动脉瓣膜出了问题，需要做手术，至少三万块。＂
三万！这可是我和小红准备翻新店面的全部积蓄啊。可我二话不说，立刻转了钱过去。
＂妈，这只是我应该做的。＂我在电话里对母亲说。
谁知这笔转账被岳母发现了。那天晚上，她直接杀到我家，把手机摔在桌子上：＂女儿干了这么多年，钱都进了你娘口袋！我看你是不想在这个家待了！＂
小红拦在我和岳母中间：＂妈，您别这样，那是明辉亲妈啊，现在生病了。＂
＂好啊，你们是一伙的！你们要走就一起走！＂岳母气得发抖，顺手抄起茶几上的茶杯，摔在地上，＂啪＂的一声，惊醒了睡在里屋的孩子。
＂妈妈，怎么了？＂八岁的儿子揉着眼睛走出来，怯生生地问。
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。岳母深吸一口气，指着我说：＂你爸非要离开这个家，你跟谁？＂
孩子懵了，看看我，又看看小红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
＂够了！＂小红突然厉声喝道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这样和母亲说话，＂您再这样，真的别怪我不认您这个妈！＂
岳母愣住了。屋子里静得可怕，只有挂钟＂滴答滴答＂的声音。
正吵得不可开交，小红突然进了卧室，拿出一个破旧的账本。那账本已经泛黄，封面上还贴着＂向雷锋同志学习＂的贴纸，一看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老物件。
＂妈，您看看这个再说话。＂小红把账本递给岳母。
岳母不情不愿地接过来，翻开第一页。那是一本记录了十多年的账本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却清清楚楚地记着每一笔收支。
九六年我下岗后，母亲悄悄从老家带来了两千块钱——那是她养了一辈子的老母鸡换来的。账本上详细记录着：＂卖老母鸡十二只，每只约十五元，共计一千八百元；卖鸡蛋三十斤，每斤七元，共计二百一十元。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＂留给明辉做本钱。＂
九八年我生意最困难时，账本上记着＂典当玉佩一枚，得现金五千元＂。那是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，据说是太姥爷留下的，母亲一直舍不得动，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拿去典当了。
更让我震惊的是最后一页：＂贴补明辉买房首付，两万元。＂我明明记得，首付是我和小红一起凑的啊？
＂这些钱，都是婆婆给的。＂小红眼圈红了，＂她把务农几十年的积蓄都给了我们。她说别告诉你，怕你有负担，怕你觉得欠她的。＂
＂这些年，每次我生病，都是婆婆半夜煮姜汤。您住院那次，也是婆婆日夜照顾......＂小红的声音哽咽了，＂您不在的时候，婆婆从来不跟我红脸，还总教我做您爱吃的菜。＂
岳母站在那里，一言不发地翻着账本。屋子里静得可怕。
我这才注意到，账本里夹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。照片上是年轻时的母亲，怀里抱着刚出生的我，站在一间土坯房前。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子，却笑得那么灿烂。
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：＂但愿儿所愿，长命百岁。＂那是母亲的字迹，歪歪扭扭的，却写得那么郑重。
岳母的手开始颤抖。
＂她老人家是真心待我们好啊。＂小红接过照片，轻轻抚摸着，＂去年我感冒，婆婆走了十里地去山上采草药，回来煮了一大锅苦得要命的药，非让我喝下去。＂
＂她跟我说，女儿娶进门容易，婆媳相处不易。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当年和她婆婆处不好，老人家走的时候，她心里有愧疚。所以她说，她一定要跟我这个儿媳妇处好关系，免得将来留遗憾......＂
岳母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。
＂妈，咱们去医院看看婆婆吧。＂小红轻声说。
医院的走廊很长，消毒水的气味很浓。白炽灯的光照在过道两边的长椅上，那些熬夜的家属形如幽灵。母亲躺在病床上，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圈。中央空调的冷风吹得她直打哆嗦，额头上贴着退热贴。
看到岳母来了，她有些惊讶，想坐起来又被护士按住。
＂老姐姐，你歇着，我给你炖了点汤。＂岳母的声音出奇地温和，她从保温桶里倒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，＂这是小红说你最爱喝的。＂
＂你一个人供儿子念书、成家，不容易。＂岳母的声音有些哽咽，＂我们...我是看孩子们不容易，所以......＂
＂我懂，我都懂。＂母亲眼里泛起泪光，伸手握住岳母的手，＂谢谢你把小红教养得这么好。＂
＂都是一家人。＂岳母说完这句话，转身擦了擦眼角。
就在这时，护士推着药车走进病房：＂周秀兰的家属在吗？需要签字，病人的手术安排在下周三。＂
岳母抢在我前面签了字：＂我是她大姐，我签。＂
护士看了看表格，又看了看我们，迟疑地说：＂手术费用已经缴清了吗？＂
我正要回答，岳母却从皮包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：＂喏，这是剩下的一万。之前不是交了两万吗？＂
我愣住了。小红也愣住了。
原来，岳母已经在我们之前交了两万块钱。
后来才知道，岳母是那天晚上看完账本，连夜从自己的养老金里取了钱。她自己悄悄到医院，找到主治医生，先付了部分手术费。
手术很成功。母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，岳母和我们一家三口已经等了整整六个小时。小红熬了一晚上的红枣粥，岳母炖了老母鸡汤，我买了母亲最爱吃的麻花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把守在病床前的时间熬了过去。
＂你知道吗？＂岳母小声对我说，＂老姐姐住院第二天，我就来过了。＂
＂真的吗？＂我有些惊讶。
＂对啊，那天我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，护工也没有，我就想，怎么能让老人家这么受罪呢？＂岳母的眼睛红了，＂我三个闺女，她就一个儿子。我要是生病了，有三个女儿照顾；她生病了，你们小两口又要顾生意，又要带孩子......＂
我忽然明白了岳母的转变。她和母亲，本就是同一类人啊。她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女人，吃过苦，受过累，把儿女看得比天高。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。
春节那天，我们把病愈的母亲和岳母都接到了家里。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，一起剥瓜子，看春晚。岳母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，塞到母亲手里。
＂老姐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＂岳母难得地有些腼腆。
母亲连忙推辞：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＂
＂你收着！＂岳母板起脸，＂就当是给我攒人情，将来我老了生病了，还指望你来照顾我呢！＂
母亲被逗笑了，接过红包，小心翼翼地收进衣兜。
两位老人说着各自年轻时的故事，不时相视而笑。岳母讲起自己在国营饭店当服务员的往事，母亲讲起乡下办红白喜事的趣闻。
＂那会儿，谁家要是能办上十桌酒席，就是大户人家了。＂母亲笑着说，＂现在你们小两口生意越做越好，以后啊，想摆几桌摆几桌。＂
＂可不是嘛，我退休那年，全单位聚餐才八桌。我闺女结婚那天，我愣是添了两桌，就为了争口气。＂岳母得意地说，＂以后孙子结婚，起码二十桌！＂
电视里的春晚正热闹，赵本山的小品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。小红拉着我的手，悄悄地说：＂真好啊。＂
儿子在一旁做着寒假作业，时不时抬头看看电视，又低头写几个字。他的作文题目是《我的家》，开头写道：＂我的家很温暖，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两个奶奶......＂
酒过三巡，岳母端起杯子：＂来，敬秀兰姐一杯。咱们两个老太太，一个护着女儿，一个护着儿子，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家。＂
母亲点点头：＂是啊，都为了孩子们好。＂
我忽然想起母亲生病那天，医生说的一句话：＂人这辈子啊，来是偶然，走是必然。重要的不是活多久，而是活得有没有人疼。＂
窗外的烟花绽放，屋里的灯光温暖。我突然明白，爱的形式虽有千万种，但最终都会汇聚成一条河流，滋养着这个名为＂家＂的土壤。
人这一生，沧海桑田，世事无常。能够相遇相知，共度平凡岁月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那些曾经的磕磕绊绊，如今想来，不过是生活赠予我们的调味品，让这平淡的日子多了几分滋味。
如母亲常说的那句老话：＂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。＂家，就是要有足够的宽容，才能容得下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想法。
我看着窗外漫天的烟花，恍惚间，仿佛看到了那个雪花纷飞的下岗之冬，那个连馒头都吃不起的艰难岁月，那个望着星空默默落泪的夜晚......
一切都过去了，而我们，都熬过来了。